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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28 点击数:2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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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是,社领导公布有关规定,没有中级职称的编辑前程堪忧,赵编辑恰在其列。她有些生气地发言:“有职称、高学历又怎么样?像小杰,来了一年多,还没独立策划过选题呢……”

上个月,根据发自新泽西检方办公室的函件,翟田田的控罪改为“骚扰”,而不是“恐怖威胁”。历时数月之久的中国留学生翟田田案件以“行政撤销”告终。

在他25年的出版生涯里,事业历经三度起伏而矢志不渝,他带领着一个启动资金只有十万元、身处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地方小社,由弱变强成为同业中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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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明令禁止公办高中举办复读班,招收高三复读生。但是有读者举报称,河南多所省级素质教育示范性高中(以下简称“省级示范高中”)却在大张旗鼓地招收复读生。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专程赴河南商丘和开封进行了调查。

两个委员会各有13人,而深圳大学一共有二十几个学院,因此每个委员会都无法涵盖所有学院,章必功说这是一种设计上的故意。“两个委员会加起来26人,可能每个学院的人都有,但每个教授只能在一个委员会任职,并且两年一轮替,普通教师、教授都可能进入委员会,防止学院代表。”

妄自菲薄、崇洋媚外以至于此,连正义和非正义、侵略和反侵略、国家主权与外国强权这些是非都分不清,作为一个中国人应有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又从何谈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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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志强:如果北理工提档分数线上第一志愿报考人数少于招生计划时,学校接收非第一志愿考生。非第一志愿考生的实际高考成绩,应高于学校投档分50分,且专业服从调剂。

但是,在1998年前后,自学考试滋生出一个“怪胎”:“全日制自考助学班”。关于为什么要允许自考助学班的存在,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当时尽管高校扩招,但仍有不少学生由于种种原因达不到高校录取分数线或达到自费线而交不起昂贵的赞助费,从而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于是,教育部出台了一项规定,即允许少数优秀的高等院校将一部分低于高校录取分数线的学生招到学校来,按照正规本科生一样进行培养,学生通过4年学习,如果各科考试及格,同样发给其本科文凭。

  其次要考虑两个条件,一是孩子的个人条件,包括语言能力、自立能力和学习能力三方面。不是所有孩子都适合出国,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孩子身心都会经受巨大的冲击和考验。在本国熟悉的环境下独立生活能力都很差的孩子,很难想像他们在一个文化、语言、饮食完全陌生的国度里会怎么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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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三定,男,1956年生,湖南岳阳县人,现为湖南理工学院党委副书记、中文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同时兼任《云梦学刊》主编、湖南师大文艺学硕士生导师、湖南文学学会副会长、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常务理事等职。研究方向为文艺学和当代学术史。主要著作有《文坛岳家军论》、《学术的自觉与学者的自立:当代学者研究》、《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等,主要编著有《教育文艺作品赏析》、《文学原理》、《文艺鉴赏概论》等。  陈平原曾经专论中国现当代学者的自述文章,他说:“古已有之的‘学者自述’,在20世纪的中国翻新出奇,成为学界与文坛共享的小小时尚”。进入当代(1949年)以后,五六十年代由于政治运动的影响,学者基本不再写自述,但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学者自述开始恢复并逐渐多起来。这些学者的自述能帮助我们走近当代学术大师,让我们从中了解学者的治学历程、治学经验,领略他们的丰富人生、高洁人格,并且从中感受他们独特的文情与诗意。  学者的治学经历、治学特点和经验的总结,让后来者有可能尽早认清学术门径  叙述求学、治学经历,总结治学特点和经验,是一些学者自述的主要着眼点和主要内容。  巴蜀书社从1993年开始陆续出版“学术自传丛书”,其第一批所邀请的范围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老专家为主,如张岱年、蔡尚思、钱仲联等(其中《张岱年学术自传》于1993年11月出版)。每本篇幅在5万字至10万字之间,每本由“学术自传”、“学术年表”、“论著目录”三个部分组成。这批“学术自传丛书”主要围绕着“学术”来叙写,而有意省略了“学术”以外的东西,显得精短凝炼。  《世纪学人自述》(6卷本,高增德、丁东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选取了200位20世纪的人文社科学者分别撰写的自述,合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构成了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全景图。这些学者在自己所处的学科领域都是一流水平,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所以,他们的自述就自然地反映了该学科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反映了一些学派的基本观点和学理,讲述了他们的师承、交流和治学经验,其学术史方面的价值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该书《内容提要》概括说:“所选学者生于1888-1936年间”,“这些学者的治学领域,涉及文学、史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诸多方面,他们的著述接武先哲,启牖后学,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自述中学者们回溯自己与世纪同行的人生经历,历数甘苦备尝的治学道路。因系手口相传,故而弥足珍贵。”该书第一卷收入的《周传儒自述》分为7个部分:一、“时代背景与历史渊源”;二、“幼年教育”;三、“中学时期”;四、“北京师大时期”;五、“清华研究院(国学门)时期”;六、“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德国柏林大学”;七、“教学三十年”。历史学学者周传儒的求学和治学历程就这样生动地展现出来了。  《学林春秋——著名学者自序集》(张世林编,中华书局1998年12月第1版),在自述角度和侧重点方面与《世纪学人自述》有所不同,各篇自述的标题都是《我和……》(此如金景芳的是《我和先秦史》,蔡尚思的是《我和中国思想史研究》,张岱年的是《我和中国哲学史研究》,等等),从标题就可见出各位学者的专长和学术成就。每篇自述都述及学者的治学经历、学术师承、治学甘苦、心得体会、学科建设设想等。每篇文章前均有作者近期的生活照片,照片下面是作者亲笔题写的治学格言和作者的生平、工作单位、职称介绍等。比如钟敬文题写的治学格言是:“我们是历史之舟的搭客,同时又是它的划桨人。”刘又辛的治学格言是:“温故而知新则为平庸,不温故而知新则是浅妄。”《光明日报》2004年6月发表书评《真实生动的百年学术回顾》(辛夷)评论该书说:“本书是一部世纪学术史。”,“早在明、清之际,我国最早的、有系统的学术思想史专著——《明儒学案》,至今不失其学术价值。或许,一个世纪后,这部《学林春秋》的学术价值,当可与《明儒学案》相媲美。而在眼下,这部学术著作对于莘莘学子了解百年学术史,尽早认清学术门径是大有裨益的。”  丰富的人生经历、人生体验和感悟,展示出学者独特的感受和思考  叙写自己丰富的人生经历,真诚表达人生体验和感悟,显示出其高洁的学者人格,是学者自述的又一重要内容。  《史学家自述——我的史学观》(张艳国主编,武汉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提出“我的史学观”的命题就非同寻常,因为“文革”结束前的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讲的“史学观”与“无产阶级世界观”几乎是同一个意思,而这本书提出了“我”的史学观,就意味着史学观和史学家都应该而且可以有自己的个性和特色,有自己鲜活的生命和灵动的思维。书中谢本书《走自己的路》一文包括如下九个小标题:“初入史坛”、“恩师引路”、“革命风暴”、“治学三题”;“人物评议”、“爱国研究”、“云南历史”、“军阀与实力派”、“没有结束的话”。熊铁基《我学史的经历和体会》一文包括如下十个小标题“基础与传统”、“做人与治学”、“历史与现实”、“史论关系”、“博览与精读”、“学问思”、“求实与创新”、“癖与痴”、“勤与巧”、“学无止境”。从上述的小标题即可感受到真正学者的人生、人格和境界。石泉在《我的治学道路与方法》中写道:“弄清历史真相是学习、研究历史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敢于讲真话。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牵涉到现实问题。但这是一个史学工作者所必须具备的最起码的学术品德。中国历史上史官‘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我们应该继承发扬。”这里强调的是人品与学品的统一。  《我的哲学思想——当代中国部分哲学家的学术自述》(韩民青、夏永翔主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第1版,1998年3月第2版),收入41位当代哲学学者的自述,按作者的年龄顺序编排,第一篇为1909年出生的张岱年写的《分析与综合的统——新综合哲学要旨》,最后一篇为1958年出生的万俊人写的《走向现代伦理——我的学术人生初步》。每篇自述之后都附有论著目录。提出“我的哲学思想”的命题,同样是强调了个性和自由。万俊人文章的开头写道:“卅五人生春秋正值‘而立’与‘不惑’之间。人生的立感惑意与学术的创获阙失奇妙地交错着,真可谓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要自我诉述这尚在生长成熟着的人生和学术观念,对于从事道德哲学的后儒学者,多少感到唐突和惶然,谁知道人们会怎样看待我这段孟浪而怯弱的学术思想历程呢?”可以见出,万俊人是将个人的学术自述与人生自述交融在一起的,阅读他的自述,我们可以同时了解他的学术与人生。  《我与中国20世纪》(许明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收入于光远、徐中玉、金景芳等16位当代著名学者的自述。金景芳的文题是《我与中国二十世纪》,钟敬文的文题是《我与我们的时代、祖国》,蔡尚思的文题是《我与中国二十世纪思想文化界》,于光远的文题是《一个“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自述》。钟敬文在文中写道:“知识分子,对于周围的事物,一般是比较敏感的。对于国家、社会的巨大事变,不管他们是自觉地参加进去的,抑或是不自觉地(甚至于不容自主地)被裹卷进去的,那大事件总要在他们的经历上、精神上留下一定的烙印,甚至于斑斑伤痕。”他还说,“在这漫长历史的经历中,总有种种的感受和反应。如果忠实地记录下来,也可算是这时代的伟大史剧中的断片插话吧。”可以说,从诸位学者自述中读者不但可以了解学者的学术、学者所处的时代,而且可以了解学者对时代的感受与思考。  历史深处的神情与风采:学者自述中的“史”与“诗”  陈寅恪在《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弁言》中说:“东坡诗云,‘事如春梦了无痕’。但又云,‘九重新扫旧巢痕’。夫九重之旧巢亦梦也。旧巢之旧痕既可扫,则寅恪三世及本身旧事之梦痕,岂可不记耶?”陈平原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第九章现代中国学者的自我陈述》中引述陈寅恪上段话后,不无感慨地写道:“三十年后拜读遗文,仍能感觉到先生沉入历史深处时的神情与风采——那定然是充满惆怅而又洋溢着欢乐的时光。在某种意义上说,追忆往事,乃阅历丰富者‘自我娱乐’的最佳手段。”陈平原还说:“对于具有诗人气质的学者来说,自述乃留住春梦的唯一策略。”,正是由于上述的原因,不少学者的自述写得文情并茂,很好地做到了“史”与“诗”的统一,具有独特的艺术魄力。读者可以当作优美的传记文学和优美的散文来读,从中获得真正的阅读快乐和审美快乐。  陈平原的散文随笔集《学者的人间情怀》(珠海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在“四十自述”的栏目里收有几篇与“自述”有关的文章,大多是一些著作的自序,而非严格意义的“自述”,可以说是准“自述”。这些文章写得真挚诚恳,轻松自如,学识、哲理、才情融为一体,特别有感染力。我们来看《“四十”与“自序”》中的一段:“等到‘四十’真的擦身而过,再也无缘相会,方才懊悔没有抓住时机,留下生命的足迹。于是检点文稿,找来几篇能大致表现这‘四十初度’心境者,略加修饰,汇成一编,也算一种自我纪念。”我们再看《四十而惑》中的一段:“面对‘生有涯而知无涯’这永恒的矛盾,我的策略来自鲁迅的《过客》。不管前面是坟场,还是鲜花,既然‘还有声音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那我就只好往前走。”这样的文章,无疑是值得我们仔细阅读、反复品味的。  王富仁的《说说我自己——王富仁学术随笔自选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中的首篇《说说我自己》也是一篇准“自述”,与陈平原的风格相比,另是一种笔调。文中写道:“我们这一代人是无颜谈学问的。我能认认真真地读书是在初中毕业之前。1958年大跃进,1959年到1962年饿肚子,1963年背了一年俄语单词,1964年搞社教,面上的;1965年仍然搞社教,点上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气‘革’了10年。但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缺的就是搞学问的人,于是我就成了一个补缺的人。对于我,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别的干不了,只好来干这一行。”诙谐幽默内蕴其中,既给读者带来轻松的快乐,又给读者留下难以忘怀的淡淡的苦涩。  冯友兰的《三松堂自序》(有三联书店1984年12月版和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等)、季羡林的《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华艺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等书,是精确意义上的学者自述,他们的自述如同他们的学问,其文笔已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其行文如山泉之自然流淌,不喧哗,不雕琢,自有其沁人心脾之妙用。  《中国教育报》2006年6月29日第11版

  针对以往布置作业“各自为政”的情况,成都市青羊区教育局将在全区中学推行作业量班主任统筹制度,要求由班主任统筹协调各科作业量,以避免各科教师分散布置作业,导致学生作业总量超标。青羊区教育局将采取对学生暗访或随机问卷抽查的方式,不定期对学校的作业量进行督察。

同时,沈阳人才市场将征集全国百强县的毕业生需求信息,通过举办专场招聘会、网络招聘会、招聘专刊、信息进校园等形式为沈阳的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服务,帮助毕业生到全国百强县的企业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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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昶君的平常心还体现在作息时间上,考前最后3天他仍然晚上11时30分左右入睡,早上6时30分按时起床。在饮食方面,陈昶君强调跟平常一样在学校食堂吃饭,不赞成父母到学校送饭,“父母来学校反而会增加心理负担,在食堂吃得稍微丰富一些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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